神经内科  顾志娟

    第一次见到老林，他安静地躺在急诊室的抢救床上，陪伴着的是他的同事。偏瘫，不能说话，也听不大懂别人的话，但看起来他似乎对自己的病情漠不关心，脸上看不出紧张或者焦急，只是安静地躺着。他同事A告诉我，老林曾说自己是台湾人，但来大陆几十年，从未回家，也没见他和家人联系过，平时就住在宿舍里。台胞证？身份证？医保卡？所有能说明身份的证件全都没有。甚至连名字，也只是知道发音而已，具体哪个字？不清楚。年纪？不清楚，可能有60岁。至于到底已婚未婚，有无子女，有无高血压、糖尿病等病史，更是一问三不知了。

    “电话联系人里没有家人，全是某某经理，打过去也不接，接了也不管。”急诊护士无奈地告诉我。

    联系不到家人，怎么办呢？老林这次是脑梗了，据他同事说工友们发现他走路不稳已经2天，说话也变少，走路还常常撞到墙，但也只是觉得奇怪，谁也没想到他可能生病了，也许也包括他自己，直到今天他摔倒了再也爬不起来，同事A送他到医院来。

    只能和A交代病情了，这么重，当然需要住院，可是陪护和住院费怎么解决呢？而且脑梗是会有后遗症的，老林可能再也不能独立行走，瘫痪的右手以后也许再无法自如地拿筷子吃饭，失语让他无法与他人交流——他会丧失独立生活的能力。住院费又由谁来支付呢？A知道老林的经济状况并不好，别说存款，说不定还有欠款。

    我向A说明了现在的情况，A听了便提出肯定要住院，还保证会交费、陪护。但是住院，我却有所顾虑。这样的病人，不要说住院费能不能交了，就光陪护，能指望同事们吗，没人陪护，他吃饭怎么办？上厕所怎么办？做康复怎么办？我很疑惑，但也不能当面质疑A的保证。这种特殊情况，还是汇报主任吧。在汇报了老林的病情和目前的尴尬局面后，我有点忐忑：收住院，可能给科室带来麻烦，不收，这么重的病情，不救治岂不违背了当初学医时立下的希波克拉底誓言。正当我犹豫不决之时，主任表示：不管怎么说，救治病人最要紧。

    有了主任的支持，我就坚定了想法。就这样，老林来到了十八病区。经过精心治疗，老林病情已经稳定。

    虽然有过保证，但同事们有自己的家庭和工作，不可能总是来陪护，对此我们也无法苛责。脑梗死治疗、康复周期长，虽然老林已经可以用手势和含混的语言和人沟通，但渐渐地同事们也不再来了，老林再也不像当初有同事陪伴时那样安静了。他哭泣、愤怒、咆哮，甚至绝食。护工师傅自费为他买来饭菜，他不吃；开通绿色通道为他拿来的药，他不吃；就连康复锻炼，他也拒绝。他只是用不灵活的左手按着手机，徒劳地联系久不联系的家人，希望能有人来关心他，看望他，希望可以向其他病友一样出院回家。但是家，隔阂着数十年无联系的疏离，横亘着不易跨过的海峡，笼罩着新冠疫情的紧张气氛，怎么回？如何回？何时回？

    面对情绪不稳定的老林，除了药物上的支持，我们只能抱着心中无限的同情给予安慰。人在生病的时候总是格外脆弱，没有家属的陪伴，至少由我们来带给他一些温暖。主任劝慰老林继续接受治疗，同时各方联系，希望为老林找到一个依靠；护士长温言细语，安慰不愿吃饭的老林，为他带来更可口的饭菜，为他买来鞋子，鼓励他坐上轮椅，好到窗前看一看外面的风景；各位护士们轮流为他带来不同风味的饭菜，希望他早日养好身体，能够走出心中的阴霾。老林的情绪逐渐平稳下来，甚至露出了笑容。

    也许是接受了身体残疾的事实，也许是终于适应了病区的生活，也许只是单纯的药物治疗效果，总之，老林开始吃药吃饭，开始愿意做康复锻炼，开始坐着轮椅在病区里活动。他会来到护士站，试图用含糊的语言和护士们交流玩笑，有时候还会请护士们帮他订外卖改善伙食，护士们有好吃的也不忘给老林留一份，还总是贴心得给他方便进食的食物，因为固执而要强的老林虽然右手不方便，但总是不愿意麻烦别人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远离故乡、远离家人、远离朋友，似乎出院无望的老林，变成了十八病区的一份子。

    更多时候，老林坐着轮椅，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和天空白云，微风吹拂他有些凌乱的头发，瘫痪的肢体无力地搁在轮椅上，病员服在他身上显得空空落落。那时的他，在想些什么？记忆中已经模糊的故乡？少年时曾经相处的家人？我们谁也不知。

    时间从春寒料峭的3月来到绿树荫浓的5月，老林的发小得知老林住院，特地来医院看望他，终于点燃了老林回家的希望。在其发小的牵头下，在区台协、院部的支持下，“帮助林先生返回台湾”微信群成立了，各方群策群力，既有帮忙办理相关证件、安排返台行程、联系家人这样的大事，也不忘添置衣物、完善新冠核酸检测这样的细节。

    不经意间，已是桂花飘香的晚秋。在十八病区度过了整整7个月之后，于凉风萧瑟的初冬来临之前，老林终于将登上返台的飞机，回到阔别数十年之久的家乡，回到陌生又熟悉的亲人身边了。

    叶建英护士长和彭朵朵护士为老林最后一次理发。干干净净的老林，容光焕发。

    再见，老林！保重，老林！祝福，老林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