甲乳外科  殷蕾* 
 

    都说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人是无法真正感受到当事人的情绪的。确实，进入临床工作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，每天都会遇到乳房肿块的患者，对于那些怀疑恶性的患者，最多是报以同情之心，并不能切身体会她们当下那种害怕、无助和紧张的感受。
    这天一早，一个陌生人加我微信，我以为跟往常一样是一些广告推销，就没管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爸急吼吼地给我打来电话，说你陈阿姨去医院体检好像有点问题，加你微信了，你通过一下。这才发现原来是她。
    通过好友之后也没有过多的寒暄，她就把她的乳腺钼靶报告发了过来，报告上写着“左乳钙化，CA”。我还没来得及给她回复，她就打来了电话，听得出来她很紧张，一个劲地问我要不要紧，是良性还是恶性。
    可是，单凭一张报告单我也没法给她什么答复。她说当地医生跟她说可以暂时不处理，半年后复查，可是她自己上网查了一下，说有百分之二十的恶性可能，所以她很焦虑。
    此刻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，因为她说得没错，的确恶性可能虽然不大，但不能排除。我只能反过来告诉她，虽然有20%不好，但80%可能是好的呀。她还是很不放心，当即决定第二天一早就来苏州找我办住院，做该进一步的检查，明确是否需要手术。
    果然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我的闹钟还没响，他们就已经早早到医院门诊等我了。我赶紧起来冲到医院，把她带来的乳房钼靶片子仔细看了看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个钙化说很明显不好嘛也不太像，但总归看着很不舒服，不会那么倒霉真是个恶性的东西吧？一瞬间，我也觉着有点懵了。
    换做平时，我是断不会有这种感觉的，可能是因为熟人的缘故吧。那个早上，我忙完手头上的事，就带着她去做各种检查，带着检查报告去门诊找我们甲乳外科的李主任，我也像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属一样，一直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李主任，希望她能告诉我们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。李主任看了片子、查了病人后，意思也是做了病理再说，因为目前确实很难判断性质。
    嗯，那就只能准备开刀了。下午我把术前一套文件全都打印出来，自己在办公室里呆坐了好一会儿，才最终鼓足勇气去跟她谈话。
    陈阿姨今年才39岁，长得非常漂亮，有一个儿子正在上高三，再过几个月就要参加高考了。老公是做工程的，对她百依百顺，她又是家里的独生女，用我妈的话说，她从小到大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我整理好情绪去她床位准备术前谈话，进去时，她正在跟她老公、婆婆商量着什么事情，一看眼睛就知道是哭过的。
    我故作镇静地走过去，拍了拍她的肩膀说，“别紧张嘛，还不一定是不好的，怎么现在就开始这么伤感。”他们就笑笑，随便东拉西扯了几句。还没等我开口讲手术的事，陈阿姨就先跟我说了，“如果我这个病真的是不好的话，乳房是不是不能保了？那能活几年呢？要化疗吗？是不是头发都要掉光了？其他地方会不会也有转移？”一个接着一个问题抛过来，弄得我措手不及，只能深吸一口气，慢慢地跟她讲手术的事。
    谈完话回到办公室，心里一直在默默地祈祷，但愿是良性的。没过一会儿，她老公就过来了，看得出很紧张，但又故作镇定，问我，“恶性的可能性大不大，如果是恶性的能不能先瞒住她不让她知道，她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后续的治疗？”我又耐心地一个一个地回答他的问题，嘴上在安慰他，自己的心里却也是七上八下的。下班前，我又去看了她两次，她表面上很坦然，跟我说说笑笑，我也陪她嘻嘻哈哈。
    到了手术这一天，陈阿姨家里来了十几个亲戚朋友。麻醉前，她拉着我的手说，“丫头，如果是恶性的，就直接乳房全部拿掉好了，没事的，我很看得开的。”反倒像在安慰我一样。我跟着李主任一起，先把肿块取出来送了快速病理。从来没有哪一次手术中等待快速病理结果的感觉是如此的漫长，感觉像是过了半个世纪一样。
    终于，电话铃声响了，电话那头传来病理科汪主任清晰的声音“癌”！那一瞬间，我有种想把手上手术钳摔在地上的冲动，不知道为什么？可没有办法，还是要接受现实。李主任出去跟家属谈话，我心情沉重地默默跟在后面，看到她老公听到“癌”这个字的时候，身子猛地震了一下，之后主任的谈话他一直机械地在“嗯嗯”点着头，也不知道听进去了多少。
    庆幸的是，手术过程很顺利，病理类型也属于很早期，术后恢复得也不错。到了快出院的时候，陈阿姨又拉着我跟我说，她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了，总觉得像是一场恶梦一样，忍不住去想以后该怎么办，只能一个人偷偷地流泪。此刻，我的心里很沉重，感觉也很无助，只能一个劲儿地安慰她，说毛病很早期，不需要化疗和放疗，发现得早是十分幸运的，让她不要太担心。
    这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有这种无助和紧张感，通过这件事情，让我深切体会到了患者及家属在术前术后的那种复杂心理，是我们平时所难以体验的。今后的工作中，要学会换位思考，才能更好地体验他们的内心，才能更好地对病人做出安慰，才能让病人安心地手术，在平和的心态中尽快恢复健康。
    是的，只有感同身受了，才能做得更好。